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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与梅超风

镜与灯的霍乱之境:

    关于崔健的记忆似乎仅限于三处,最早的是看周国平的文章时看到的,那时候周国平出了三本书,是一个系列,书名还记得,分别是《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那是第一次知道崔健,知道崔健就是那个唱《一无所有》的歌手,但是那时候不懂摇滚、不懂哲学、不懂无限缅怀的八十年代。有很多老师在缅怀逝去的八十年代,那仿佛是建国后的五四时期,如崔健的歌声一般自由,充满了自由的意志。自由是哲学的第一要素,没有自由就没有哲学,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哲学产生在希腊,而非古老的中国。只有八十年代才充满了哲学的意味,我可以从李泽厚的书里、崔健的歌里嗅到那种自由而骚动的味道,如同张扬的青春,血管里流淌着狂热。但这种狂热的鲜血终究在八十年代末流尽,重新归于冷静。

    再一次听到崔健的歌的时候是从我最好的基友口中,他经常歪唱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有两个酒肉朋友,经常要碰头。”我也跟着唱,两个人唱完以后像傻子一样笑。这种欢乐属于一个无拘无束的年纪,一个有大把时光可以挥霍,未来仍显得无比遥远的年纪。那时候的确一无所有,没有梦想,不愤世嫉俗,粗口没有现在这样随心所欲且平凡,笑容也充满张扬的味道。那时候已经谈过几次恋爱,爱情仍是一个朦胧的幻境,像午后洋溢着浓烈花香的空气。但是,这些无拘无束背后存在着隐忧。从来都不符合好学生的形象,痛苦中寻找到了激励自己座右铭,出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天空依旧高飞着我的鹰与蛇。”原来那时就已经触及了象征主义,我的高傲与智慧同飞。这种痛苦仅仅增加了一切猥琐的放荡不羁,让自己吹的牛显得更加真实牛逼。北师大的李师江写了一本叫《中文系》的书,卷首有诗,其中一句是“此生我必须努力,仅是因为曾经吹过的牛逼,对着心爱的人儿吹过的牛逼。”可惜,我仍未努力,牛逼吹完即忘,如今依然。

    最近一次看到崔健是因为《南方周末》,写了和崔健相关的文章,内容已经忘记了。《南方周末》写的文章带有倾向性,写崔健似乎写到了崔健的乐队是雇佣性质的,你不能说这当中没有丝毫影射,《南方周末》中的崔健是政治的崔健,是文化的崔健。现在要将政治和文化撇开已经不可能,文化已经不是象牙塔中的精英玩弄的古玩,而是和大众休戚相关的生活的必需品。没有那种音乐可以像摇滚一样触及心灵,崔健的歌充满了八十年代的气息,然而这样的时代匆匆而过,但是听崔健的歌并非是为了缅怀,而是对崔健的重新发现。“现实像个石头,生命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而蛋才是生命。”歌声具有狂飙突进的革命意味,却难以抵挡充满小资情调的靡靡之音。摇滚的时代已经终结,转变为一种小群体借以自慰的亚文化心态。

     摇滚歌手的感觉和侠客有点儿相似。歌声凝结成剑的意象,剑是所有兵器中最有品味的,摇滚亦然。最喜欢崔健的《一块红布》,歌词如同朦胧诗一般: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侠客形象并非总是像楚留香、西门吹雪一样风度翩翩,现实生活中的侠客多是像陈浩南一样的角色,困兽犹斗。最喜欢的武侠角色是《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这个角色充满了情欲、道德、以及身份认同的意味,她是一种背离,同时也是一种回归,已盲的双目便是象征,她具有对社会的背离以及对家族的皈依的双重属性,这种矛盾本身便具有哲学的特质,她实质上是一种象征,仅在失去身份的时候才能寻求认同,而方式往往像摇滚、九阴白骨爪一样具有反叛色彩。

     摇滚和文学的最终归宿实则一样,完成这一个千古文人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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