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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惑 ——朱青生《藝術史》課有感

不会飞的鱼:

     啟蒙運動之後,理性與邏輯當道的時代,還該為藝術、音樂、舞蹈、文學等廣大領域留一巨大的感性空間。而今追求理性已成為一種風潮,但中國民眾是否真正理性尚待時間證明,同時傳統品質的丟失,無信仰、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氾濫,卻顯然令民眾層精神上普遍地趨向不倫不類。 

    由於反對封建蒙昧主義,同時迎合不斷壯大的新興資產階級為取得政治、經濟平等地位的需要,十七八世紀由伏爾泰、盧梭、洛克等一大批西方哲人掀起的啟蒙運動,號召推翻封建黑暗統治,打破森嚴的等級制度,尊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推崇政治民主法制等等。縱向而言,個人意識的覺醒,民眾權利的回歸,無疑是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一大趨勢。思想的解放,理性的覺醒,進而催生了科技的進步,兩次工業革命和延續至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短短的兩三百年的時間對人類社會的改變遠大於過去的幾千年之和。同時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演進等也奠定了現今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

    另一方面,作為人類意識組成部分的感性卻呈現衰弱之勢。藝術作為人類文明的標誌之一,追溯其演變歷史不難發現,舊石器時代,雕刻、繪畫等活動普遍是由眾人勞作的智慧結晶。時代變遷,由采獵文明到農業文明的進步,導致職業分化、階級分層,繪畫等技術逐步由酋長巫師等代替,進而轉變成由專門的畫家所從事,直到現今,藝術儼已成為上層少數人之專屬。在此角度而言,人類正在為社會的進步付出一筆巨大的代價。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理論物理學界和文學界有過一次大的辯論,辯論的中心在於,是否應該用具有理性的簡潔的語句和表達方式代替文學創作中的敘述手法。辯論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雙方各執一詞,採用不同的方法,舉各種各樣的例子進行論證,但誰也沒能最終戰勝誰。現在讓我們試著從文學的角度,談談感性。以理性著稱的科技文和說明文固然有其行文簡潔、結構清晰的優點。但是若要表達個人情感和思想,完全按照上面所言的行文方式,不啻落入一種新的八股,行文機械而情感單調,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和寫作者的本意。科幻小說也需要有情感的鋪墊、情節的安排、人物個性的設定,丟掉這些小說創作的靈魂因素,充其量只能算作有了主角的論文,乏味難耐。

    詩歌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藝術,在表現人物情感方面顯得尤為突出。中華文化也正因為有了詩詞歌賦這門巨大精神財富,而愈顯博大精深,卷帙浩繁。詩人是感性的動物,可以因為一些細小的變化或欣喜或沮喪。可以“寒柳翠添微雨重,臘梅香綻細枝多”,亦可以“只愁畫角驚吹散,片影分飛最可傷”;可以“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也可以“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創作的意圖隨時間地點的變化而改變。如果讀者不能瞭解寫作者的情感變化,便很難談及對詩歌內在精神的理解。現代詩歌中再如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對海子瞭解淺薄的話,容易認為這首詩是一種溫暖的,充滿希望的和對未來十分憧憬的作品。但是卻極易忽略了詩中所說的“從明天起”,進而完全曲解了詩人的創作本意。也正是由於對詩歌情感表達準確性的追求才有了所謂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實際上,我們現今的審美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傳過來。對結構和空間的推崇在西方雕刻和繪畫藝術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透視和色彩的運用也由徐悲鴻和近現代藝術家引入,進而影響了中國的繪畫創作。比如臺北故宮博物館將傳統的三大鎮館之寶之一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換下,便顯然是受到西方審美觀的影響。傳統中國的審美在於虛實,線條和平面,因此便絲毫不會奇怪中國的藝術最高成就會落腳於書法(尤其是東晉書法)。如果能夠把代表西方藝術最高成就的雕塑和中國的書法作一種比較的話,文化差異便會顯而易見。西方雕塑之美在於一種整體的美,《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並不會因為失去手臂的肢體殘缺而丟失其獨有的韻味,相反,卻能更加的動人。因為在西方藝術中空間結構都遵循著一定的黃金比例法則。顯然,用這種方法去分析和評判中國藝術是不完全合理的。

    理性推動了人類歷史和社會的巨大進步,但是在理性發展的同時,我們不應丟棄了自身所具有的感性能力。正如北大朱青生教授所說,藝術是一種與知識、思想平行的存在。怎樣對待感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們文化和藝術的發展方向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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